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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洞察】葛剑雄教授:移民绝,都市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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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离不开移民,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初,还是在其发展过程中。一旦移民断绝,甚至出现人口大量外迁,富有该都市特色的文化亦随之而停滞,而衰落,以至最终消亡,古今都市概莫能外。

作者:葛剑雄;来源:《我们应有的反思》

转自:历史研习社

都市离不开移民,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初,还是在其发展过程中。一旦移民断绝,甚至出现人口大量外迁,富有该都市特色的文化亦随之而停滞,而衰落,以至最终消亡,古今都市概莫能外。

如西汉长安,是在秦朝咸阳城外的废墟上新建的,故址也只是一个乡,几乎已没有原住民。但在建成之日即迁入大批功臣、贵族、关东六国后裔及豪强,以后又通过迁入陵县(依托皇帝陵墓而设的县)的办法,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城市群,总人口超过一百万。

西汉后期,长安一带已是“名都对郭,邑居相承,英俊之域,绂冕所兴,冠盖如云”的繁华都市,形成“五方杂错,风俗不纯”的文化特色。但在公元初新莽政权覆灭引发的战乱中,长安人口损失惨重。东汉建都洛阳后,不仅吸引了大批移民,连长安和关中的精英也纷纷迁往。尽管关中父老仍在梦想有朝一日首都迁回长安,但实际上再未恢复昔日的繁盛。

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。1843年上海开埠时,整个上海县只有50余万人口,英租界和法租界所在地是上海县城外的乡村,大部分还是农田和坟墓,人口稀少。但到1900年,上海的人口已经突破100万,到1949年更高达500多万。上海开埠时总共才有26位外国人,但以后迅速增加,经常保持着数万人的规模,1943年外国侨民高达15万,1949年上海解放时还有28000多人。上海从一个中等水平的江南县城一跃成为中国和亚洲最大、最发达的都市,移民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

但自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,上海的高素质人口大量迁出,如迁往成为首都的北京,参军参干,支援外地建设,求学,随国民党迁往台湾,迁往港澳和国外,60年代后大规模的大小三线建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迁出人口数以百万计。迁入的人口不但数量有限,而且以干部、退伍军人、体力劳动者为主,少数大专毕业生往往学非所用,作用无法充分发挥。再无新的外国侨民迁入,原有侨民大多迁出,未迁者也陆续消失,最后一位外国侨民至80年代初死亡。

由移民带入的内资、外资全部断绝。上海都市文化的长期萧条正是这些因素的必然结果。而同期的香港却因大批高素质内地移民的迁入而获益,更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东西方、海内外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场所,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上海主客易位。

但移民所起作用与其本身各种因素有关,如移民的来源、数量、类型、素质,也与其迁入时间和方式有关,还取决于迁入后所处地位。一般来说,来自经济、文化发达地区的移民总体素质较高,反之则较低。素质高的移民传递文化信息的能力强,而本身来自文化发达地区又使他们传递的信息水平高,具有先进性。在同样条件下,数量多的移民群体当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生存型的移民满足于获得生存机会,随遇而安,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,缺乏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。而发展型移民注重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发展,不仅会选择最适宜的定居环境,还会自觉、主动、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文化影响,或者学习更先进的文化。

其中群体性的发展型移民,由于数量多、迁入时间集中、定居密集,起的作用最大。总之,素质高、数量多、迁入早(相对于其他移民群体而言)、迁入集中、在迁入地拥有平等社会地位的移民群体,对当地都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能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作用。

近代上海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苏,在移民总数中大致要占70%,其中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的移民又占多数。浙北和苏南自五代以来的千余年间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,明清以来更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。这一地区人口稠密,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时,苏州府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0人,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府大多集中于此地区。由于地少人多,本地生产的粮食已无法满足当地人口的需求,一方面需要大量输入商品粮,另一方面也迫使大量人口从事商业、手工业、服务业,或迁往外地谋生。

因此,这一地区的人口商品意识较强,适应市场经济,勇于迁移,成为新兴的上海重要的移民来源,并能输出较高素质的移民。由于上海租界的行政制度和管理方式系从英、法、美国移植,租界当局为自身发展计,大量吸引外来移民,管理有效,措施适宜,因而移民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,定居过程相当顺利,很快发挥作用,形成新的都市文化。

拥有政治权力、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的移民,尽管数量不多,但也能对迁入地的都市文化发挥特殊作用,甚至起决定性作用。例如,两宋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迁,其中首都开封一带的人口集中于南宋的临时首都临安,特别是杭州城内。尽管他们的数量在总人口中并不占多数,但包括了皇帝、皇室、贵族、官员、将士、士人、商人、艺人、僧道等。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,对原住民处于强势地位,居住又相当集中,所以在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的同时,成为原住民自觉或不自觉的仿效对象。

杭州城内本来是使用吴方言的,随着这批特殊移民的定居,渐渐成了带开封话口音的方言岛。明朝人郎瑛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,直到今天,杭州话还有“儿化”的特征,残留着北方话的痕迹。

又如,定居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人数量并不多,其中使用英语的人更少。但英语在世界的地位和英国人、美国人在租界的地位,使上海人学英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,长盛不衰。新形成的“上海话”中使用英语的词汇之多,渗透之广,在中国都市方言中首屈一指。不仅有沙发、咖啡、麦克风、拿摩温(numberone,指领班、工头)、派司(passport)等直接音译的词汇,还有新创造的老虎窗(roofwindow)、康摆渡(comprador,买办)、红派司(源于派司,指工会会员证)、肮三(onsale)货(可泛指人与物)等音译意译结合的新词。

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市内也曾出现过类似现象,由于“下江人”(泛指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长江下游地区)、特别是江浙人所处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地位,这类“下江”文化成为一时风尚,引起当地人的仿效。但由于时间太短,多数外来人口尚未定居,与南宋杭州不可同日而语。

如果缺乏强大的本土文化和其他有竞争力的移民群体,往往会出现某种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的现象,成为简单的文化移植,难以形成新的都市文化。

19世纪后期以降,大批移民迁往东北。到20世纪前期,又以行政中心、交通枢纽、工厂矿山、商业中心为基础形成了一批大中城市。这些城市大多拔地而起,居民全部是外来移民,自然没有本土文化。有的虽依托原来的居民点,但原住民人口微乎其微,与移民相差悬殊,本土文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。

由于移民的来源单一,以山东人为主,且基本都是农民和底层贫民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形成新的都市文化。在实现都市化后,当地的文化也缺乏特色,缺乏创造力。只有当移民拥有多元特征,又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,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少数群体的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,人口处于良性的流动状态,才能形成富有鲜明特色和创新活力、多元多样、兼容并蓄、自主自觉的都市文化。

近代上海完全具备这些条件:尽管江浙移民占了多数,但来自广东、安徽、山东、湖北等地的移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,且在地域和行业分布上相对集中,拥有局部优势。外国移民既来自英、美、法等租界的拥有国,也有“白俄”、犹太人那样高素质、富有凝聚力的特殊群体,还有欧洲、亚洲各国的侨民,都具有多元的特点。

由于移民的总体素质都比较高,所以即使某一群体的人数不多,但维护自身文化的能力和传播能力都比较强。如前所述,租界的特殊条件使土著人口和各个移民群体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,客观上使处于激烈竞争下的各种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。更重要的是,在1949年前,上海的人口基本是有进有出的,以迁入为主,但同时也有大量迁出,有的年份甚至进出大致相当,其结果自然有利于优胜劣汰,适者生存,也有利于文化的流动和创新。“海纳百川”并非自觉的结果,而是实际的需要,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。一旦新的移民来源断绝,人口不再流动,已经形成的都市文化就必定会停滞以至衰落,1949年至80年代初的上海就是如此。

尽管当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已使全球文化交流成为可能,甚至能在某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步传播,一个开放的城市也完全可以接纳世界各种文化,但移民的作用依然无法为其他传播手段和方式所替代,移民在都市文化中依然是最活跃、最忠实、最有效的载体。

这是因为通过媒体和技术手段传播的文化只能被动地接受,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,而通过移民传播的文化使传播和接受的双方都具有主观能动性。也是因为移民不同于流动人口,他们对迁入地和定居地具有归属感。有了归属感,他们就会自觉地、有选择地学习他们认同的本土文化、主流文化,也会顽强地坚持他们自身的文化中先进、合理的成分,并积极予以传播推广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,移民在都市文化中的作用依然是无可替代的。

作者:葛剑雄;来源:《我们应有的反思》标题为编者所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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